“怎么会错呢?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男人，有孩子，除了缺一只眼，什么都不缺，这不就是‘不错’吗?”她很泼地说着。
我一时语塞了，想了半天，竟说：“我留在母校任教了，据说，就要提我为讲师了……我很想家，不但想家乡的人，还想家乡的小河、石桥、田野、田野里的红高粱、清闲的空气、婉转的鸟啼……趁着放暑假，我就回来啦。”
“有什么好想的，这破地方。想这破桥?高粱地里像他妈×的蒸笼一样，快把人蒸熟了。”她说着，沿着漫坡走下桥，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，扔在身边石头上，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。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，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。它曾经是白色的，现在是灰色的。汗衫扎进裤腰里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，她再也不看我，撩着水洗脸洗胳膊。最后，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，撩起来，掬水洗胸膛。汗衫很快就湿了，紧贴在肥大下垂的Rx房上。看着那两个物件，我很淡地想，这个那个的，也不过是那么回事。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：没结婚是金xx子，结了婚是银xx子，生了孩子是狗xx子。我于是问：
“几个孩子了?”
“三个。”她拢拢头发，扯着汗衫抖了抖，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。
“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?”
“我也没生二胎。”见我不解，她又冷冷地解释，“一胎生了三个，吐噜吐噜，像下狗一样。”
我缺乏诚实地笑着。她拎起蓝上衣，在膝盖上抽打几下穿到身上去，从下往上扣着纽扣。趴在草捆旁边的白狗也站起来，抖擞着毛，伸着懒腰。
我说：“你可真能干。”
“不能干有什么法子?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，想躲也躲不开。”
“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吧?”
“全是公的。”
“你可真是好福气，多子多福。”
“豆腐!”
“这还是那条狗吧?”
“活不了几天啦。”
“一晃儿就是十几年。”
“再一晃儿就该死啦。”
“可不，”我渐渐有些烦恼起来，对坐在草捆旁边的白狗说，“这条老狗，还挺能活!”
“噢，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?吃米的要活，吃糠的也要活;高级的要活，低级的也要活。”
“你怎么成了这样?”我说，“谁是高级?谁是低级?”
“你不就挺高级的吗?大学讲师!”
我面红耳热，讷讷无言，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，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，又一想，罢了。我提起旅行袋，干瘪地笑着，说：“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，你有空儿就来吧。”
“我嫁到了王家丘子，你知道吗?”
“你不说我不知道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