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，人的本性，是喜荣厌枯、好逸恶劳的。人上进的第一推动力，多来源于对生存环境改变的追求。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，赢来环境的改变，也同样赢来事业和成就。如果生存环境很好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上进的推动力便不够强大。正因为如此，“从来纨绔少伟男”，便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。再则，人性脆弱，易受诱惑。钱财多了，则诱惑便多，易让人萌生邪念。若涉及坏事，为非作歹，小则害一身，大则害一家一族。曾氏说得好，儿子若有用，没有祖上家产也会自己找饭吃;若无用，家产再多也会败光。这种不留钱财给子孙的观点，实在是大智慧。它既不会消磨子孙创业自立的志气，也对自己是一个保护：为官则保廉，为商则保身。我们试看，多少官员为给子孙积攒钱财而身败名裂，多少商人为给子孙积累财富而过劳致死!
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牛马!
四、曾氏家庭教育的特点
1、温情
家庭应该是人生中一道最为平静的港湾，一处最为温馨的后院。充满骨肉真情，是它与别的场所在本质上的最大区别;温情脉脉，是它与别的场所在表现方式上的最大不同。曾氏说，有三者可以导致家庭的祥和，即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其中的恕就是指的这层意思。
身为大哥，他在家庭中丝毫不摆京官的架子，给诸弟的信里流露的全是长兄的友爱、宽容，甚至是退让。先后寄居在他京师家中的三个弟弟，多有令他不满意处：九弟不合作，六弟讥讽大嫂，四弟不愿意送诰命。他都以自己的退抑来解决问题，融洽兄弟的感情。即便在儿子面前，他也不摆老子的谱，甚至对儿子说自己平生有三耻：不识天文算学，做事有始无终，写字速度慢。
曾氏对老九所说的家人骨肉之间“不可说利害话”这句话十分赞同，并检讨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。所谓利害话，就是伤感情的话。这一点，值得我们每个家庭记取。有些家人骨肉，不但说伤感情的话，还做伤感情的事。比如常见兄弟叔侄之间为了财产上的事对簿公堂，恶言相加，最后法院可能会将财产理清楚了，但亲情也便随之一笔勾销。这究竟值不值呢?
2、抓根本
作为一个大政治家，曾氏具有洞察根本的眼光。他的有名的“八本”，说的就是务本之事。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，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烦恼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做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
这八本中有两本是对治家而言。一是培植孝友家风，此事的根本在于让长辈心情高兴舒畅。一是培植勤俭家风，此事的根本在早起。一个家庭能做到让长辈舒心，使人人早起，那么这个家庭也便具备和睦兴旺的基础。
3、注重小事
与历史上的其他大人物相比，曾氏的显著特点是关注小事，看重小事。其实，家庭中的日常事，几乎都是小事。注重小事，既是治家的主要内容，也是培植良好家风的起点。曾氏常对诸弟说：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间。意思是说，不要轻看了家庭中的日常琐碎，这中间便包含着待人处世的绝大学问。
我们打开一部曾氏家书，迎面朴来的都是曾氏在告诉子弟从小事做起：诚实，从不说假话做起;勤快，从不睡懒觉做起;戒骄，从不训斥仆人做起;戒奢，从不坐轿做起;端庄，从步伐稳重做起;打掉特权，从扫地抹桌椅做起。其实，一件件、一桩桩小事做好了，大事也就慢慢做成的。这正是老话所说的：滴水成河，粒米成箩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
4、制定大规划
身为父兄，有责任为子弟的人生大规划提出建议，甚至作出安排。在四个弟弟的人生大事上，曾氏为他们作出的大规划是不要陷入科举中太深。当诸弟科考数度不利时，曾氏果断地对他们说：科举之事误人太多，年岁不小了，不要再一天到晚在为考试读书，要专心读那些有用的先辈大家之文。他告诉诸弟，千万不要以为人生只有做官才是正途，才能光宗耀祖，做一个好人远比做一个大官强。
对于两个儿子，曾氏也不要他们从科考中求出路。在儿子们成年之后，他请了两个英国传教士来家教他们学英文。这在当时，极为罕见。正是曾氏这种大规划，他的子弟才没有把太多的宝贵光阴浪费在八股文、试帖诗中，从而求得真才实学。这才有后来得力的军事帮手和能够说洋话识洋文的外交家的出现。
5、盛时当作衰时想
在曾氏的心目中，他始终把做官看作是暂时的。他说“做官不过是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长久之计”。他始终不把富贵当作一回事，而时时不忘过去的贫贱。直到晚年，老兄弟间对话，他还对四弟说：“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子情景，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。昔日苦况，安知异日不再尝之!”
他常对家人说：盛时当作衰时想。这话的意思是说：兴旺的时候，要想到也可能有衰败的一天。
正是因为常存这种想法，所以他凡事谨慎，位高权重而不敢自我膨胀，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后世有人据此看出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冥冥天意，说这个家族的开创者，自己没有把福禄寿禧这些好处用尽，为子孙预留充分的饭田，于是才有绵绵余庆，长保兴旺。
